孙儒泳：一生丹心寄绿野，如今白首归青山  
 

上世纪70年代初的中国，除了核物理和急性传染病研究，其他科研都已基本停顿。为了继续开展自己热爱的科研工作，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的孙儒泳恳求中国医学科学院流行病研究所的领导批准他加入对抗鼠疫的工作。

从1973年起，孙儒泳在祖国的边疆地区开展鼠疫的疫源地调查和灭鼠拔源工作。艰苦奋斗了4年，他却对“灭鼠拔源”产生了怀疑：“物种种群的动态和物种的死亡或新生，有其自身的规律，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如果采取正面进攻、人工杀灭的方法，往往会使种群繁殖更多和恢复更快。防治鼠疫最紧要最好的办法是进行鼠疫疫源地调查，进行鼠间鼠疫流行病预报，以及切断疫菌与人接触的渠道和加强人间鼠疫的防治工作。”

在那个年代，他的思想和言论都是超前的。而在当下，一场大疫迫使人们重新反思人与自然关系的时刻，孙儒泳的这番话仍然发人深省。

新中国的第一门动物生态学课

2020年2月14日，93岁的孙儒泳在广州溘然长逝。这天北京的大雪纷纷扬扬。中科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王德华站在窗前，看着鹅毛般的雪花落地而融，泪水也禁不住潸潸而下。在疫情肆虐的特殊时节，他无法南下送别。

1990年，王德华考上了孙儒泳的博士，研究小型啮齿类动物的生理生态学。“那时，全中国能招哺乳动物生态学专业博士研究生的只有孙先生一人——他是中国动物生态学的开拓者之一，也是中国动物生理生态学的奠基人。”

1953年，孙儒泳赴苏联莫斯科大学留学，师从前苏联著名的动物生态学家尼古拉·巴夫洛维奇·纳乌莫夫教授。1958年，他学成归国，回到对自己有栽培之恩的北京师范大学。

1961年，北师大通知孙儒泳开授动物生态学这门课。这不仅是孙儒泳在前苏联留学时的术业专攻，也是新中国前所未有的一门课程。得到这个机会，孙儒泳惊喜之余，也意识到了其中的挑战——当时全国都没有合用的教材。

“更重要的问题在于，生态学尽管原理全球相通，但各国动物区系不同，环境也大有差异，甚至有天壤之别，作为研究生物与环境相互作用规律的生态学教科书，也应该各具特点。”

反复思考后，孙儒泳决定从头开始，利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编写讲义、编写实验指导，并筹建相关实验室。当时系里给孙儒泳配备了一名助教并拨了少量启动经费，也分给他一间十五六平方米的单人宿舍。他就在这一方斗室里，翻阅文献，记录笔记，为每周两小时的课程做足二三十个小时的准备。

偶尔有同事到访，看到桌上、凳上、床上到处都是翻开的书，几无立足之地，都目瞪口呆、叹为观止。

经过两年教学，生态学讲义初步完成。孙儒泳将讲义发往国内其他生物系，再进行新一轮的交流修订，最终让国内第一本动物生态学教材得到了生物学界的一致认可。

70年代后，生态学从宏观统计向微观机理深入发展，在世界上已渐成风气。孙儒泳敏锐把握住这个趋势，带领他在北京师范大学的团队率先向微观生态学进军。微观的机理研究往往需要先进的仪器设备，学校没有，他就带着学生去其他科研机构借用，甚至还指导学生设计制作替代设备。

与此同时，他也在不断地拓展着生态学的疆域，打开了水生动物生理生态学、动物行为学、保护生物学等诸多领域的大门。

直到步入古稀之年，孙儒泳还进一步开拓出了生态系统管理、生态系统服务等新兴领域。

“孙先生的年岁不断增长，但学习和探索的热情从未消退，始终走在学科发展的最前面，为中国的生态学研究开辟着道路。”孙儒泳的学生、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牛翠娟说。

中国动物生态学的“圣经”

年轻时为备课和编写讲义积累的大量素材，成了孙儒泳后来著书立作的宝贵财富。

1977年，全国科教界百废待兴，成都召开了高等院校生物教材会议。会后，孙儒泳便投入了多所高校合编《动物生态学》教材的工作。此后，孙儒泳继续总结教学经验，参考各国生态学教材，也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编写出煌煌90万言的《动物生态学原理》。

孙儒泳曾回忆，这本书刊行前，他积累的活页纸笔记就厚达一尺多高，卡片盒也用满了三四个，“一笔一划硬是用手写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