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状病毒在全球范围内的蔓延，再次把生物安全风险防控的问题推上风口浪尖。

 

“生物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方面，也是国际竞争和斗争的一部分。”近日，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中科院院士裴钢说。

 

然而，多位专家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从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发展的过程来看，目前我国的生物安全防控体系，还存在不少问题，需要进一步改进与完善。

 

事关你我 还有国家

 

“把生物安全纳入国家安全体系”“全面提高国家生物安全治理能力。”2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会议上的这些表述备受瞩目。

 

在新冠疫情肆虐的特殊背景下，把生物安全上升到国家安全的高度，多位科学家告诉《中国科学报》，其重要性毋庸置疑。

 

那么，生物安全距离我们有多远呢？

 

回顾21世纪走过的近五分之一历程，各类给人们生命财产造成巨大损失的传染病的名字仍在我们耳畔萦绕：如2003年的“非典”，2009年的H1N1流感，2014年的埃博拉病毒，2016年的寨卡病毒，2019年的鼠疫、猪流感和新冠状病毒……

 

不止是传染病，生物安全还包括与生物相关的自然灾害（如当前非洲、阿拉伯半岛等地面临的蝗灾）、外来物种入侵、实验室病原体泄露、生物新技术滥用等各类传统和新生的风险，乃至生物恐怖行为和生物武器威胁。

 

“生物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方面，也是国际竞争和斗争的一部分。”裴钢说。例如，此次疫情暴发以来，以美国为代表的一些国家，以生物安全为借口，通过断航、禁入、限签等极端措施来打压中国。

 

裴钢表示，在全球化的趋势下，人流、物流和信息更加便捷，也使生物安全问题更加突出和敏感。

 

以病原微生物为例，中科院微生物所副所长钱韦表示，它们没有国界，会随着人员物资的流动快速传播，对国家安全和公众健康造成巨大威胁。一旦管控不利，其影响“不次于一场战争”。

 

钱韦表示，尤其是我国作为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国家，人员物资的流动和规模在世界上首屈一指。

 

“生物安全是各个国家间的公共责任，需要有一个得到各国认同并遵守的国际规则、标准及防范制度。”裴钢对本报说，“但在此基础上，我们有自己的实际情况，要有自己的考量，从国家利益和人民的健康福祉出发，制定相应的准则。”

 

体制体系 “缝隙”待补

 

当前，我国已经通过海关口岸、卫健委系统、军口、高校与科研单位等，建设了一个相对完整的生物安全防控体系，在防控“非典”、禽流感等疫情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完整不等于完善，更何况生物安全最大的问题是不知威胁会从哪个方向、以哪种方式、在什么地方突然爆发，因此一定要加强预警和预测功能。”钱韦说。

 

生物安全问题涉及国家的快速反应能力和机制，在钱韦看来，当前的应对体系仍然比较被动，缺乏“全国一盘棋”的统筹规划。某种程度上讲，部门之间存在的条块分割也是导致应对生物安全不利的机制性缘由之一。

 

对此，中科院北京基因组所研究员于军也有同感。如在传染病监管方面，我国按职能部门来分理的“纵向管理体系”很容易让被管理的事件“掉到缝隙里”。如与陆生野生动物相关的疾病溯源归林业部门管；感染家禽家畜的中间环节归农业部门管；等传到人的时候才由卫健委管。

 

在于军看来，我国生物安全风险防控能力不足与体制的有效性直接相关。如检疫病源需要主动找源头，要监测野生动物，也要检疫与监管正常物流中的问题和相关线索。如我国检验检疫部门有待拓展为内外有别的统一体系，将国际间、地区间、省际间的相关部门应该纳入整体系统，只有系统稳固无隙，才能“抵挡”和“剿灭”最狡猾的病源。又如中国疾控中心的定位问题，渠道不通导致效率不高，队伍的职业化、决策的即时性、政令的统一性等都有待于提高。

 

“在一个松散的体制下事情很难做好，就好像一瓢水泼下来拿箩接，接到的不如漏掉的多。”于军说，“所以，国家体制体系的改革至关重要。”

 

科学发力 遭遇掣肘